“诽谤罪”是国家犯罪体系中一个极其轻微的罪行，司法实践中似乎很少使用，查考历年全国法院的案件统计，多年来也一直是寥寥无几。究其缘由，原因大致有三：一是长期以来，人们运用法律特别是刑法保护自己人格、名誉权利的意识不强；二是法律上不仅要求受害者亲自去法院控告方可受理，一般不实行“公诉”，而且在具体构成条件上，还要达到“情节严重”的程度；三是司法上对控告证据审查严格，对“情节严重”的把握更是苛刻，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不出现受害人受辱患精神疾病或者引起自杀等“有形”后果，几乎都算不上犯罪。由此而论，我们对公民人格、名誉权的刑事保护，确实显得观念落后、司法保守。

　　随着社会的文明与进步，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“私权”价值，也更有勇气运用法律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。近年来，涉及名誉侵权的控告和诉讼开始增多，一向在这方面保持“低调”的影视娱乐界“名人”，也纷纷走上了原告席。媒体的报道、舆论的推动，都使得公民的人格、名誉权备受关注，也推动了司法保护的力度。比如女影星金巧巧、著名导演谢晋夫人状告宋祖德兄弟利用博客侵犯名誉权案，就是在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下获得胜诉的。而相形之下，刑事控告却依然步履维艰。著名电影演员刘晓庆曾几度誓言维护自己的声誉，委托律师控告宋祖德兄弟捏造并广泛散布虚假事实，要求法院依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。但此案却一直没有在上海获得立案受理。其实，受理刑事自诉控告，并不需要进行实体审查，受理案件本身是法院的义务，也是对公民诉权的尊重与保障。看来，人格、名誉权利的刑事保护依然较“冷”，司法障碍不少，任重道远。

　　但与此形成反差的却有“热”的一面，动用刑事手段保护国家机关及领导干部“名誉”的案件屡见报端，而且，一些司法机关行动“神速”，合力走刑事公诉的途径。重庆的“彭水诗案”、河南的“王帅案”、山东的“高唐网案”、山西的“稷山文案”等，概莫如此。而所有这些案件迅速启动拘留、逮捕，其背后都有作为“被害人”的当地政府或者官员的积极努力或直接作用。

　　根据我国刑法和法学理论，“机构荣誉”、“政府形象”等从来就不是诽谤的犯罪客体，这不仅是法学界的“共识”，更是一种“常识”。只有当诽谤行为“情节严重”，并且达到“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”程度时，才由公安、检察介入。可这种特殊“例外”，却被一些地方官员用来作为对付群众批评、监督或者过激言论的“私器”，当地公安司法机关更成了他们可以任意使用的复仇“工具”。

　　为了摆脱对司法权的地方控制，维护民众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监督权，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宣布了涉嫌诽谤犯罪实行批捕权“上提一级审批”的措施。这项“限权”的措施，对于保障检察权垂直独立和保证司法权谨慎介入诽谤刑案，无疑将起到积极的作用。

　　但我始终认为，类似“批捕权上提一级审批”这样的措施，其实都带有“权宜”性质，也是一种非常态的“救急”手段。我们甚至还可以更“合理化”地提出对被害人是当地高官的案件(包括刑事自诉案件)实行“异地管辖”的建议。不过，提级审批之类的措施，不仅涉及检察机关内部上下级权限的法律规定和布局安排，也关系到司法的成本和效率，还关涉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和摆脱地方权力控制的体制设计。如果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得不到及时、彻底的改革，那么，再好的司法权内部配置调整，或许在本质上仍然具有应急和临时的特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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